成就时代顶流的博物馆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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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这两座城市,一座是新中国的摇篮,另一座拥有中华民间传统文化根脉的甲骨文,。

  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对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挖掘工作,博物馆也慢慢变得成为人类生活中必需的文化消费。无论是在严肃的考古方面,还是在娱乐化的文化传播方面,国内的博物馆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最受喜爱的文旅目的地前10类中,博物馆、展览馆排在第4位,故宫、国博、陕博等博物馆纷纷出圈,95后预定博物馆订单的占比达到25%。

  2021年1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学技术创新规划》,首次明确将“建设‘博物馆之城’”纳入到国家发展的五年规划中。

  坐拥五千年的文化瑰宝,打造博物馆之城能够说是国内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有些城市拥有资源条件极好的博物馆,可谓是打造博物馆之城的“天选之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对这些城市,打造博物馆之城,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更多的城市不具有这样的资源禀赋。横向相比,他们没数量惊人的博物馆群,没有顶级价值的遗迹和遗产,也缺少行业领军的博物馆。这些城市就不该打造博物馆之城吗?就不想打造博物馆之城吗?就不能打造博物馆之城吗?

  文化如今慢慢的变成了城市发展的重要、甚至必要竞争力,而中华民族有着传承五千年的文明,有太多的城市都具有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特色下的丰富遗存。站在这一角度,打造博物馆之城,就不应该只停留在字面上的“博物馆”,而是应该立足城市文化建设的角度,思考怎么样利用博物馆之城的契机,盘活整座城市的文化资源,从而对城市进行一次全面洗礼!

  换言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应该将建设博物馆之城当做是一次机会,一种方法,而非目的。不是每个城市都是北京、西安这样的“天选博物馆之城”,但有很多城市,却能够最终靠对自身文化资源的梳理,将城市打造成一座活着的博物馆!这其中,质量与数量,是地方政府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文化资源的量级,向来是地方政府最为看重的事情之一。若是一座城市出现了高级别的文化遗产或者遗迹,至少意味着城市在文化资源禀赋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高量级的文化遗产带给城市的品牌效应是难以估量的;若是再能申遗成功,那便是喜上加喜的大好事。

  近年来,申遗慢慢的变成为了城市提升自身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江苏盐城的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成功变成全球自然遗产,如今慢慢的变成了盐城的招商金名片;泉州通过20年的努力,终于在2021年整座城市成功申遗,为自己树立了世界级的城市品牌;北京的中轴线也在积极谋划申遗,进一步助力北京实现全国文化中心的战略定位。

  在流量时代,申遗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名声,更意味着城市拥有了依靠文化赚钱的可能。同程旅游大数据显示,泉州成功申遗当日,其城市旅游关注度环比上涨45%,泉州旅游服务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7.15%,游客数同比增长9.85%,环比增长13.82%。泉州景区游客数同比增长达139.73%,旅游消费已有较为显著的增长,慢慢的变多游客愿意在泉州作1-3天的停留。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遗迹和遗产都能赚钱的。世界遗产遴选标准与旅游市场选择偏好,只能说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事情。例如,国内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达到23处,但除了都江堰等少数工程,剩下的都很难在旅游市场上找到机会。

  同时,正是由于世界遗产巨大的品牌效益,使得这条赛道上的竞争格外激烈。全国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100多个,这还不包括许多没有正真获得国家批准,但仍在孜孜不倦努力的项目。可是,由于2005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了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照这样计算,中国要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需要一个世纪。

  而且,在高级别的遗产认证背后,必不可少的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单点的保护,而对文化遗产做修复和保存需要政府承担大量的遗产保护费用——并不是哪个城市都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烧钱”的。

  所以,怎么样对待高级别的遗迹和遗产,某一种意义上是打造博物馆之城的胜负手——能够兑现其旅游价值,则能产生“以一当十”的效果;若只是有名无实,则不单要负担高额的修复保护费用,还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在遗产的利用上,日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2015年,日本文化厅推出了“日本遗产”项目。“日本遗产”和“日本文化遗产”,两字之差却完全不同。

  日本文化遗产,又称作“文化财”,即“文化财富”,指的是那些具有考古价值的物品,或是具有民族学价值的物品,也就是大众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文化遗产。而日本遗产,其创建初衷是以发展旅游业、促进地方活力为目标的,刚好与传统的文化财形成互补。

  日本为何会专门推出“日本遗产”项目呢?从战略上讲,日本官方认为遗产应该起到宣传地域魅力的职责,而文化财偏重于保护和修复,起不到这样的战略作用;从战术上讲,日本官方也厌倦了持续支出文化遗产保护费用的方式,想要通过“日本遗产”,来改变这种入不敷出的现象。因此,日本遗产的提出,本质上是一种活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旅游产业的方式。

  虽然日本遗产中必然包含着部分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财,但日本遗产既不属于世界遗产的制约范围,也不完全属于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管理范畴。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利用日本遗产时,存在着更为灵活的可能。

  同时,由于世界遗产体系具有强大影响力,模仿世界遗产而命名的“日本遗产”,对于入选者而言,可以帮助其快速树立权威性和品牌影响力。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国家认定,提高‘日本遗产’的国际知名度,并推动申遗”。

  这就使得,很多日本国内的文化,不必再辛辛苦苦的走世界遗产竞争的独木桥,只要能够入选“日本遗产”,就能够在国内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旅游业。

  也就是说,日本以国家意志为牵引,在文物保护和修复的专业手段之外,开创了一条“以旅游保护遗产”的新思路。

  在这样的设计思路下,日本遗产不像一个遗产评定标准,更像是一个“旅游品牌”,还是一个由日本国家官方背书的旅游品牌。这就使得,相比于文化财对于保护和修复的重视,日本遗产格外重视的就是品牌传播。

  除了官方表态之外,还将日本遗产的内容引入学校教育与终身学习课程中,并且日本遗产的经费也不再一股脑的投入到文物的修缮与保护中,而是着力于发展地区的服务行业,如:培养志愿者解说员的人力资源项目,文化遗产资料搜集的调查项目,网站维护的内容创作项目等。

  在日本遗产项目推出后,政府对待遗产的态度不再只有保护与修复一条路,而是会更积极的思考,如何灵活性更好的统筹资源:一些不是很著名的景区,或者短时期无法申遗的文化事项,若能够通过联合捆绑入选日本遗产,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这个地区的消极资源成功转化成了积极资源。

  以旅游保护遗产的思路,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或者准确的说,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希望可以走通这条路,但是,都不敢!没有一点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愿意以损害历史遗迹为代价来获取短期的收益。那么,日本是如何正确地处理旅游和保护的关系呢?

  日本遗产的遴选放宽了遗产的等级和类型,在申报条件中,要求文化遗产群由该地域内历史传承下来的有形、无形文化遗产组成,甚至也可以包括尚未指定为文化遗产的文化事项。对于高量级的遗产要求,只需包含一个国家指定或国家选定级别的文化遗产项目即可。

  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鼓励打包申请,只需一个高量级的文化遗产,就能够将所在区域的其他文化资源——无论是不是“值钱”——整体打包。打包的目的,就为了做旅游。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但被打包进来的文化资源则可以在该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下,着力发展旅游。

  ▼ 作为4个“能感受到日本近代化的时代脉搏的城市”之一的舞鹤,被打包入选了日本遗产

  这是日本遗产体系中最具价值的思路创新。日本遗产对于文化遗产群所表达的遗产故事要求极其严格。在其评价体系内,叙述对象所具备的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并不是核心要素,时空性才是核心——需要仔细考虑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间,不同的场景下,把故事和什么联系起来,同时又选择把它和什么分离开来。

  在这样的评定体系下,一段历史故事就可以是一项日本遗产。但同时,标准还明确要求,故事必须是根植于遗产地所特有的历史背景和风土人情,同时一定要能做到吸引不具备专业背景的人,要跳出学术和遗产研究方面的价值阐述,达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容易的旅游化。

  简而言之,日本遗产,不再是以文物属性来定义文化遗产。入选日本遗产的,不见得是最珍贵的文物,但必须是“好故事,好地方,好旅游”同时具备的“三好学生”。

  位于京都府北部的丹后地区,就是在多次申请日本遗产失败之后,以当地的绉绸纺织业作为一个具象的故事,最终成功申报了日本遗产“300年丝绸交织而成的丹后绉绸回廊”(以下简称“绉绸回廊”)。

  丹后地区一共包括宫津市、京丹后市、伊根町、与谢野町四个市。这里并不缺少文化遗产,“日本三景”之一的天桥立,成为旅游地的历史可追溯到8世纪,自古至今都是日本很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旅游资源,甚至民间称这里为“日本景观文化的原点”,曾经差一点获得世界遗产资格,是级别非常高的文化遗产。

  可是,就算是天桥立这样的级别,无论是2015年以“龙”的故事,还是2016年“景观之美”的故事,均未能通过日本遗产的审核,原因就在于故事性的不完整。

  2015年“龙”的故事,是因为天桥立从远眺望样子像一条巨龙,但除此之外,整个地区的文化与“龙”能够说是毫不相关,“龙”的故事既不能展现丹后地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也不是代表丹后地区的耳熟能详的符号,所以即使天桥立的文物级别再高,日本遗产也没有给予通过。

  而2016年的“景观之美”虽然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丹后地区的文化特点,但从大众接受度和旅游性上,并没有展现出区域特色,所以再次被日本遗产拒绝。

  直到2017年,丹后地区把故事的核心从“天桥立”转移到了“丹后绉绸”,才最终获得日本遗产的认证。

  这次认证,不仅在时间上涵盖了丹后地区前后三百年的绉绸历史,更在空间上囊括了53项文化遗产,其中既有天桥立这样的国家级遗迹,也有作为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的“后野彩车活动”,甚至还包括了并不属于文化遗产却与故事主题有紧密关联的“丹后什锦寿司”等,可谓包罗万象,彻底涵盖了整个地区的一段历史。

  在“绉绸回廊”的故事中,天桥立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它就像是蛋糕上的樱桃,人们会因为天桥立而对“绉绸回廊”的故事产生亲切感,也会因天桥立而关注整个丹后地区的旅游,但最重要的是,从某一种意义上,天桥立不再是等待国家喂养的“吞金兽”,而是与整个丹后地区的经济活力休戚与共的一份子。丹后地区的旅游发展得好,天桥立自然能获得更加好的保护。

  由此可见,主故事线的选取,对于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与泉州的世界遗产申请成功有着相同的逻辑。

  申遗作为泉州市的“一号工程”,在历任为政者间接力了二十年才得以成功。第一次是与九个城市以“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为主题进行联合申报,虽然遗产点的量级都很高,但是并未达到世界遗产对于完整场景叙事的要求,评审委员会认为横跨宋到清的众多遗产点在庞大的“海丝”主题下,相互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联系。

  二次申报成功时,选择了聚焦泉州作为世界大港的宋元时代,在泉州全城范围内遴选出了22个涵盖每个方面的遗产点来构建叙事。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打包”,而是全方位、多角度的聚焦宋元时期,展现“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历史故事——这22个遍布全城的遗产点和城市空间,也让“宋元时期的海洋商贸文化”构成了泉州博物馆之城的明确故事底色。

  明确了主故事线后,对于丹后地区,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通过发展旅游,来兑现日本遗产带来的品牌效应。

  首先,必须要解决的是天桥立自身流量与“绉绸”主故事线的融合。天桥立在这样的整体发展思路下,不能够再抱着自己的故事不放,必须作为“头牌资源”,引领整个“绉绸回廊”的故事。

  天桥立所在的宫津市,原本是绉绸运往京都的主要流通地,一直以来熙攘繁华,在民谣《宫津节》中就传唱着天桥立当年的盛景。因此,丹后围绕着“渡口商贸繁华”的故事主题,以天桥立为故事中心,关联到络绎不绝造访此地的绉绸商人,以及以旧三上家宅、今林家宅为代表的当年的批发商铺、以清辉楼为代表的奢华的旅店商业、邻近的智恩寺等标志性景观等等。

  这些意象与建筑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以天桥立为核心的关键故事场景,再辅以地处与谢野町的文化遗产——加悦铁路和1926年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的车站大楼——作为解释绉绸对外的运输环节,全新的“丝绸枢纽天桥立”的故事,就闪亮登场了。

  其次,主故事线选择“丝绸”,是因为其代表了丹后地区三百年间的产业兴衰。因此,构建完善的时空故事体系,形成一张穿越历史的旅游地图,是丹后地区传递区域吸引力的关键一环。

  在考据上,通过寻古溯源,丹后地区证明了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绢绸之乡,曾在奈良时代为圣武天皇献上名为“絁”的绢织,在南北朝的《庭训往来》中,也有“丹后精纺绸” 的记载。

  京丹后市至今还保存有一座“絁の碑”,纪念现存最古老的丹后丝织品——作为朝贡之物,它于739年(天平11年)从丹后进贡给朝廷,上面还写有“丹後国竹野郡鳥取郷”字样,目前仍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絁の碑”或许没有天桥立那般有名,但是立足“绉绸回廊”的大故事,它就是最为恰当的文化原点。

  在载体上,丹后地区强调以场景展现故事。足足300年的丝绸生产历史,使得发生在这里的生产、运输、买卖、生活、祭祀等所有事情,都变成了可以旅游化的资源——那些保留下来的建筑,例如国家选定的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绉绸街道”,依然保留着过去的商铺,一下子就变成了“活着的博物馆”,街道上最为著名的“尾藤家故居”甚至在2007年向游客开放;

  而那些只停留在故事里的历史和景象,则在衍生出来的诸般祭典中被体现出来,例如以12座华丽花车巡游的“三河内曳山活动”,以及后野、算所、加悦的花车巡游等。

  而在内容上,除了传统的景点参观与游览外,丹后特别加入了“生产体验”的内容。

  参与者不但可以参加“纺织工厂之旅”等参观活动,还可以在纺织企业举办的“互学会”里,学习绉绸纺织技艺——由于丹后地区如今仍然是日本国内最大的丝织品产地,六成左右的和服布料(和服白色面料)均在此生产,这样的“工厂研学”不但在体验上格外真实,还额外产生了两个效果:

  一方面在不经意间,将丹后的纺织技术更好的传承了下去;另一方面,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纺织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谓一举多得。

  最后,既然日本遗产的目的是通过旅游业振兴区域,那么,形成丹后绉绸的产业品牌就成了丹后地区各个市町共同的追求。

  为了配合与“绉绸回廊”的故事一起进行全球推广,丹后地区的纺织协会发布了作为全球推广的“TANGO OPEN”时装品牌,并多次登上国际大秀。

  打响国际知名度后,丹后又启动了“TANGO CREATION PLATFORM”项目,以“丹后绉绸”为主题搭建平台,与巴黎的驻场设计师在丹后展开合作。这一平台不但能够吸引那些对“丹后绉绸”故事感兴趣的设计师或艺术家们来丹后旅游,更能让这些设计师成为推动丹后丝绸产业的重要援手。

  丹后的丝绸故事和多元的旅游场景,能够给设计师提供更多的灵感;设计师设计出的作品,能够反过来大幅度的提高“绉绸回廊”的品牌影响力;“绉绸回廊”的品牌影响力提升,还可以帮助设计师走上更大的舞台——这也是怎么回事会有法国、韩国等地的设计师前来驻场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借助这一平台,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举办了个人展览。

  在这样的交流模式下,丹后地区产生了由一色株式会社、臼井织物株式会社、山象社等十余家企业组成的产业联盟,共同在“绉绸回廊”的大平台下,与来自国际的独立设计师们进行合作。此外,就算是在产业技术上,丹后也有了全新的升级,开发了不易缩水且耐磨的超级丝绸的加工技术、涤纶绉绸等新的技术与产品。

  谁能想到,原本勉强做到自给自足的丹后丝绸产业,在“日本遗产”的助力下,先以旅游传播了品牌,再以旅游吸引了设计师,反而促成了“国际独立设计师 + 本地丝绸企业”的独特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

  回看丹后地区,“绉绸回廊”的故事“从丹后走向了世界,又从世界回到了丹后”。这一出一进,费尽心力整合的故事延伸到了城市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每一个角落:品牌的价值被放大,城市获得了新的流量,产业找到了新的模式。当300年时空的遗产价值一次性兑现,包裹在大故事中的每一个场景,都是最珍贵、最生动、最高质量的城市博物馆。

  博物馆的数量,是打造博物馆之城的基础,也是地方政府最急迫想要完成的任务目标。

  博物馆大致分为综合性的公共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一些类博物馆也大致满足这样的划分。建造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花费巨大、时间漫长,没有哪个城市会为了建造博物馆之城而如此大动干戈。那么,专题博物馆就成为了各个城市提升博物馆数量的首选。

  可专题博物馆也是要花钱的,而且比综合性的公共博物馆更难获得盈利。最重要的是,好的专题博物馆,大多都不是“建起来”的,而是“留下来”的。

  例如,最经典的博物馆之城,瑞士的巴塞尔,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巴塞尔有着约40座的博物馆,其中大部分是质量极高的专题博物馆。

  有1824年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荣格创建解剖学博物馆,收藏有制作于1543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解剖学骨骼标本以及16世纪以来多例重要解剖学标本;有欧洲第一家向公众开放的美术馆,巴塞尔美术馆,其馆藏从15世纪的作品开始,几乎容纳了整个欧洲美术史;

  巴塞尔大学药剂学历史博物馆中,甚至保留了欧洲著名的炼金术士、首创医疗化学的帕拉塞尔苏斯的故居,有着完整保留的药房、药剂师实验室以及15-19世纪的药剂瓷器收藏。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地方政府快速有效的提升城市博物馆的数量呢?在如今这个时代,被流量选择的“老建筑”,或许能够给出不一样的解题思路。

  你能想象吗?三星堆的发掘工作不但进行了直播,相关微博线亿。而在哔哩哔哩平台上,博主“才疏学浅的才浅”竟然用一块价值20万元的500g黄金,耗费15天复原了三星堆出土的残缺面具,该视频不仅在B站连续多天播放量第一,同时也被央视新闻等多家主流电视媒体点名表扬。

  与过去相比,这个时代对于考古的兴趣,已经不只停留在博物馆中的“国家宝藏”上了:河南博物院将考古与盲盒结合推出的“失传的宝物”系列盲盒出售即脱销;

  “盗墓”本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却在如今的小说影视中,成为了极具流量价值的一大类主题;而北京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发布的《“00后”高考志愿兴趣报告》中,考古学更是位列人文专业第三名——前两名是历史学和文物与博物馆学。

  这个时代,考古不再只是学术界的冷门圈子,还是被全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流量密码。

  大众的关注并不代表行业的崛起。在考古热的背后,无法忽略的是,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招聘岗位依然总是空缺。一个招聘名额,报名时尚有五六位应聘者,但最终全部弃考。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但从业人员仅有17.57万人。

  考古热而从业冷,这个现实的问题时刻提醒着,对于考古来说,其本身依然是那个严肃、专业且冷门的工作,但是在流量时代,考古这件事却产生了全新的附加价值——考古,作为一项娱乐活动,正在越来越吸引大众的关注和参与。

  也许正是托了“考古是冷门”的福,物以稀为贵,才使得人们能格外在考古活动中获得挖掘到文物的成就感、挖掘过程中的参与感,以及挖掘活动之后在社会化媒体上获得的荣誉感。而这些情绪上的价值,进一步激励着大众成为考古的发现者、体验者、分享者。

  人们或许依然不愿意成为一生的考古工作者,但是对于成为一时的“考古人”却是有着极大的兴趣。

  很早就有人利用了这种心理。英国早在1997年就开始实行“可移动文物计划”,号召大众将无意间发现的历史文物上报网络数据库,这一计划可谓“双赢”——不仅给公众提供了参与考古、了解考古工作的机会,也为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便利。截至2021年,该项目已记录1,546,077件文物。

  所以,全民考古的本质,是大众在追求“考古工作”专业性之下的娱乐性,是主动剥离开考古的严肃外壳,而探索其作为一项娱乐活动的愉悦感。

  2017年,在第九届“薪火相传——讲好中国文物故事”的评选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奚牧凉凭借其创办的公众号“挖啥呢”,获得了杰出个人奖。他得到了这样一则颁奖词:“没有一个专业术语,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教,利用新媒体平台,展示了一种公众考古的全新话语方式。”

  奚牧凉自己说,他希望做一个介乎考古文博行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中间人”,而90后和北大考古文博学博士的双重身份,也让他极度适合“中间人”这个角色。

  在这一场“考古热”中,像奚牧凉这样的考古新媒介涌现出了很多:既有《国家宝藏》《假如国宝会说话》《中国考古大会》这样的综艺娱乐节目,也有《三星堆大发掘》这样的“云考古”融媒体直播,更有挖啥呢、长城小站等众多民间公众号。

  他们的存在,极大程度的拓展了考古的“感知边界”——因为高知识门槛的存在,文物只能待在博物馆中,供人参观,再详细的介绍也无法拉近其与游客的距离;而这些新媒介的存在,能够让大众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在日常就获取一些考古的专业相关知识,从而对考古这项活动产生亲近感。

  这,才是流量赋予考古核心的价值——让大众习惯,让大众参与,让大众走出博物馆,让大众的视线离开文物本身,聚焦在“考古”这项活动中。在这个视角下,全民考古与其说是丰富了考古方式,不如说是把考古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线上,“互联网考古”慢慢的变成了了年轻人重要的社交方式。无论是明星偶像走红后被扒出的“黑历史”,还是那些早期的影视综艺作品的重新翻红,代际之间的审美差异碰撞总会为流量创造出适宜生长的土壤。

  例如,网络上曾掀起一阵对于《情深深雨濛濛》的考古热潮,老片翻红的同时,除了有雪姨魔性的敲门声走红,引起热度最大的还是对于剧中何书桓角色的讨论:曾经被琼瑶阿姨树立成“深情”人设的何书桓,在当代价值观下被定义成了标准的“渣男”。

  代际审美冲突带来的流量效应,让年轻人对于互联网考古乐此不疲。可是,《情深深雨濛濛》是何时播出的呢?2001年,距今才二十余年。在线年的信息,就可以被称为考古。这种互联网考古习惯的养成,使得当代年轻人对于时间的变化格外的敏感。

  年轻人的眼中,没有哪个城市是没有故事的。重庆有3名80后自发组成了“城市考古小队”,专门寻找老旧的城市建筑打卡,并把过程拍摄成短视频放在社会化媒体。他们的视频不仅点击量破百万,甚至还形成了一股“城市考古怀旧风潮”,很多人都会按照他们视频中的打卡攻略前往游玩。这便是时下被年轻人热捧的“考古生活方式”——城市漫游。

  小红书发布的《2022年十大生活趋势》中,“城市漫游”成为了人们重新认识城市、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所追崇的新方式,北京、山东等地已经将“城市漫游”列入2022年促进文化旅游休闲的行动方案之中。

  城市漫游,英文是City Walk,最早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伦敦,初衷是想让参与者“像当地人一样旅行”,因此通常会有一个熟悉当地城市的人带队,大家一起到城市里穿行,看当地的建筑,进一步探索当地的文化历史背景。这是最初的“城市考古”,也是最潮的“考古生活”。

  城市漫游的特别在于,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城市的视角。与常用的“城市名片”的方法不一样,城市漫游的意义不在于某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景点,而在于一系列城市印记串联之后,形成的对这个城市的系统性的感知。这种近乎于“瞎溜达”的旅游方式,十分契合年轻人“放眼所及,皆是故事”的娱乐化考古心态。

  在这样的趋势下,那些沉寂在城市中的老建筑,再度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对于中国人这样的定住民族来说,房子就是最好的故事载体。

  上海就针对城市老建筑的应用,率先做出了尝试。2018年,上海推出了“建筑可阅读”计划,后续于2022年升级成为“海派城市考古”计划,推出了包含金山沙滩的“一眼千年”、北宋文人的“雅集”、苏州河畔的“中国之最”等十个城市考古主题,大大拓宽了人类对于都市旅游的固有认知边界。

  在“海派城市考古征集令”的号召下,市民和游客纷纷前往上海的街头巷陌,寻找属于这座城市的印记,最终收到了三百余份详尽的“海派城市考古”攻略,以及千余个“海派城市考古”线索。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写道,“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正是这样的特征,使得每一座城市都有着丰富的印记和故事供人考据挖掘。当考古在形式上更加追求娱乐化、在内容的时间界定上从“远古化石”升级到了“十年之前”,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印记恰好契合了城市考古的新风尚,从而被赋予了更生动的色彩。

  把几个历史背景和文化景点、博物馆和老建筑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游线,是否就是城市漫游?

  游线是城市漫游必须的设计。上海的城市漫游不但有那10个主题游线的设计,还有覆盖浦江两岸的“建筑可阅读”专线巴士,设立五卅运动纪念碑站、外白渡桥站、金陵东路码头站、豫园城隍庙站以及东方明珠站五个站点,每个站点都设有专职导游,为游客讲解半个小时左右,并额外预留15分钟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

  城市漫游的重点不在于考古的成果,更在于考古的过程,否则海派城市考古就不会有那一千多份来自游客与市民的考古线索了。说白了,与博物馆旅游的强目的性不同的是,城市漫游的精华在于“无目的性”的游走,“瞎溜达然后遇见惊喜”才是城市漫游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最接近于考古精神的地方。在城市漫游中,游客需要被引导,但游客更需要自由。

  所以,作为地方政府而言,打造城市漫游的核心,不是游线设计,而是整座城市的文化再生。对游客而言,漫游是考古精神的体现,那么快要被遗忘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战利品”。文化再生,就是借助全民考古的热情,为城市找回昔日的记忆!上海这次的“海派城市考古”计划,对于海派文化的再生可是不遗余力——

  从2017年开始,上海就通过一系列举措为市民打造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博物馆群。通过在建筑外部设置二维码,从而让游客或市民扫码阅读建筑背后的故事。而扫码获取的内容也从简单的文字描述慢慢地发展成视频播放和VR互动。

  除了对建筑的介绍信息外,上海还让更多历史建筑打破“藩篱”,通过开放建筑让参观者可以真正的走“进”历史建筑,而不单单是停留在靠“近”。

  市民游客能进入已修缮完成的民居、纪念馆、花园洋房等地标建筑:华东政法大学围绕苏州河贯通,将校园内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全面开放,上海音乐学院也打开校园,将历史建筑融入城区、街区和社区 。

  在疫情爆发后,已经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建筑也令上海在文旅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中逆势上扬。上海通过“建筑可阅读”,探索了传统历史背景和文化更富创意的“打开方式”,努力使文物中的上海在穿越时空中活态呈现。迄今为止,上海通过5年的努力,开放建筑1056处,设置二维码2957处,基本实现全市范围的覆盖。

  在海派考古计划中,复原有着经典老上海印记的商业品牌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2021年9月,关闭20年的老牌美发店紫罗兰美发厅重新在武康大楼开业,不但是原址重启,更是尽可能的还原原风貌。

  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就没有遗留什么影像资料,但还是把能够考据到的“两扇弹簧门,上各书三字:‘男宾部’‘女宾部’;中间为橱窗,阔可三尺,展男女发式大照片数者”等特征完整呈现,力图再现《巴金全集》中多次提及的老上海风情。

  除了复刻,更多的还是与新兴文化的融合。非遗老字号“乔家栅”不但迎合年轻人喜好,推出了“乔咖啡”品牌,更是与武康大楼邮政所联动,助其成为上海首家卖咖啡的邮局。此外,老麦咖啡馆、元龙音乐书店、大隐书局等新兴的文化商业也围绕着武康大楼开始生长,让游客和市民的城市考古过程更加的丰富多彩。

  为此,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亲自编剧了一部沉浸式戏剧,《武康路十九号》。这部戏剧的创新之处在于,以“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为内容,以武康大楼至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整个街区为舞台,实现历史与现在的时空交互。

  观众需要戴着耳机行走在街区里,跟随一个名为“林慧歆”的小女孩,耳朵里听着战火硝烟的年代故事,眼睛里却看着充满岁月痕迹的老建筑。在关键的节点,还会遇到剧团的演员实景表演。

  这种全新形式的戏剧,不再只是故事的舞台化演绎,而是充分的利用了城市中的老建筑,将他们变成一个个生动的文化符号。相比较剧团们的演员,这些老建筑更像是主角——每当一名观众记住了他们,就等于重新激活了海派文化中一个微小的故事,长此以往,便可实现海派文化在人心中的再生。

  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指出,城市天然具有着博物馆的属性与功能,城市对人类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保持力、人在场所的聚居带来的文化的整体教育与传达都是现代大都市所不具备的特质。在芒福德先生的眼里,现代大都市最不应该的,就是用“现代”抹去了代表着城市历史发展的城市印记,或者说“乡愁”。

  但反过来,城市印记保留的越多,整座城市的博物馆性就越强。当一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之时,就算没有一点一个挂着“博物馆”牌子的文化设施,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了。

  如前文所述,一座城市,若是既能够兑现其高量级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又能够激发数量庞大的城市印记,那么这座城市成为博物馆之城就指日可待了。

  可是,还有一些城市,既没有高量级的文化遗产,也只有少数多的城市印记,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无法兑现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那么,对他们来说,博物馆之城的发展思路,或者说,以文化资源撬动的发展思路,是不是就没有一点的借鉴价值了呢?

  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反过来进行一个假设:如果城市的博物馆数量非常少,甚至于只有一座博物馆,能不能打造博物馆之城?

  如果严格从博物馆之城的定义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也确实存在着“一馆拯救一城”的奇迹般案例——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毕尔巴鄂,博物馆的名字叫做古根海姆。

  毕尔巴鄂和古根海姆一起,创造了大名鼎鼎的“古根海姆效应”——指一个地区可以依靠某个单体文化建筑和巨额投资,在理想状态下改变社会和经济状况。

  古根海姆究竟为毕尔巴鄂赚了多少钱?这很难全部统计,但在博物馆建成的第一年,古根海姆为毕尔巴鄂吸引了136万的游客,区域的经济活动增加了2.1亿美元,其中3000万为政府税收;到第三年时,经济效益已超越4.5亿美元,直接门票收入占毕尔巴鄂税收的4%,带动的相关收入则占到20%以上;到第六年,启动项目的资金不但全部收回,还为该地区带来1.75亿美元的收入。

  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有人说是因为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品牌效应,但在毕尔巴鄂之后,无论是赫尔辛基还是拉斯维加斯,在与古根海姆的合作中都未取得成功;有人说是因为弗兰克·盖里极具想象力的建筑,那座建筑确实在那个非流量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流量效应,盖里也被毕尔巴鄂人当成了城市的英雄,但放在今天,仅凭一座地标建筑绝无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启动资金是2.3亿美元,但跟在这笔巨额投入身后的,则是以内尔维翁河及其周围地区的更新改造为核心的《毕尔巴鄂大都市区城市复兴战略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毕尔巴鄂明确了以文化艺术为城市的全新形象,彻底抛掉过去的老旧工业城市的痕迹——即使市民集中反对,市政当局依然坚定的选择了用重金引入古根海姆博物馆,在全世界内形成全新的城市形象。

  古根海姆并不只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而是产业的先锋官。由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存在,围绕在博物馆周围的Abando区域,逐渐聚集了很多作为艺术品分销商的美术馆,古玩店和艺术品保护与修复企业也相继在此聚集,渐渐的就形成了一片以艺术品消费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区。

  受到C端的刺激,在老城Casco Viejo 和 Bilbao La Vieja地区,凭借着低廉的空间成本,又形成了手工艺品企业的生产端聚集。C端和B端的共同发力,让艺术品相关的产业迅速扩张,使得古根海姆的艺术品不止在博物馆内展览,而是延续到了整座城市,成为了城市复兴的产业媒介。

  古根海姆集团自带的高流量平台,使得毕尔巴鄂吸引了很多艺术家的聚集,而最直接的影响力则体现在三所高等艺术教育学校(巴斯克郡大学艺术学院、私立德乌斯比大学和蒙德拉贡大学)的招生数量,从1997年到2006年增加了超过50%。

  为了扶持本地艺术家和艺术产业,古根海姆博物馆组织了多个西班牙和巴斯克艺术家大型个人作品展;政府也打造了专门的艺术孵化器Bilboarte,为青年艺术家提供经费支持和国际交流的机会。

  洪水过后的老城区已经显露了颓势。所以,毕尔巴鄂以古根海姆为原点,打造了12个专门的艺术空间,欧洲社会基金会(ESF)也提供50%的赞助支持。在市议会和各个艺术机构的共同促进下,这里形成了城市的新中心——毕尔巴鄂艺术区。

  在这个方圆两公里的区域内,会不定期举办大量的艺术活动,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区。而从古根海姆开始,毕尔巴鄂开始慢慢地修缮城市中的古建筑,如巴斯克图书馆、尤斯卡尔杜那宫等,使得城市逐渐剥离了原本的重工业气质,一举成为如今的“欧洲最佳城市”(2017年“城市建设奖”评选)。

  虽然古根海姆只是一座博物馆,但是它几乎主导了新的毕尔巴鄂方方面面的发展,甚至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新毕尔巴鄂”是起源于古根海姆的。而在古根海姆的影响下,新的毕尔巴鄂就如同一个开放的巨大艺术馆,连古根海姆博物馆本身都只是其中的一件艺术品。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博物馆之城的定义的话,那么新的毕尔巴鄂,就可以可以称为一座主打艺术的“博物馆之城”!

  毕尔巴鄂的例子略显极端,但是引出了一个关于博物馆之城的核心问题:打造博物馆之城的重心,是博物馆,还是城市?

  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想把博物馆和城市二元对立,反而是要更加清晰的明确二者的关系。必须承认的是,开始撬动全新毕尔巴鄂的,是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高曝光量带来的文旅资源;而兑现后续产业价值的,是毕尔巴鄂一系列的城市发展操作。

  一个细节能够说明这件事:在“古根海姆时期”,古根海姆基金会起到了几乎决定性的作用,凭借其强大的国际关系网,为毕尔巴鄂注入了大量的展览、商业,甚至带来了全新的金融和管理模式;但在“后古根海姆时期”,古根海姆基金会并没有介入毕尔巴鄂的城市发展,艺术品相关的产业区、教育产业甚至后续的古建筑修缮等,都是毕尔巴鄂政府出资推动的。

  所以,博物馆带来的旅游流量,往往还需要政府部门针对性的城市发展策略,才能够兑现出更高的产业价值——换言之,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过程中,如果能让博物馆的流量与城市的流量实现共振,那么带给城市的,就不单单是几座文化设施,而是一整个区域的升级。

  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近30座城市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或“博物馆之都”的计划,各地累计设立非遗工坊2500余家,同时还有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开放。在五千年辉煌的文明成果的支撑下,很多城市都能找到足够的文化资源,去尝试建设博物馆之城。

  可我们仍要明白,五千年的文化也是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今日的一切,在将来也会变成文化资源。时间,会让一座好的博物馆变成更好的博物馆,也会让一座好的博物馆之城,会变成一座流动着的城市博物馆。

  在当前这个时代下,文化资源的本质,除了被记载的历史,更是被牵引的流量。打造一座博物馆之城,是利用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正在书写的故事,成就时代顶流,铸造起一座城市的文化核心竞争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